黄浩明:期待“四专”人才,激活年轻基金会

黄浩明:期待“四专”人才,激活年轻基金会

【编者按】本栏目由华夏公益会客厅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推出,借由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之际,特别专访业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基金会行业走过的40年历程予以不同的观察和解读,带给社会各界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深入理解和立体认知,为构建公益事业更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本期采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他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参与者、影响者,以及一名教育工作者。1998年,他加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误打误撞”进入了公益慈善领域,二十多年来,见证了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变化,以及基金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强大的作用。在他看来,要想释放和激发年轻基金会的活力和年轻公益人的活力,最重要的是解决这批人的福利待遇问题。基金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只有行业格局提高了,整体能力提升了,社会认知改变了,中国基金会行业才会有健康和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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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明主编的《民间组织操作指南》系列丛书(图片来自长青图书馆)

文/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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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4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怎样的契机让您进入公益慈善行业?当时的行业环境和从业者状态与当下有何区别,又有哪些特点和精神被延续下来?

黄浩明: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又逐步朝着强起来迈进。而我这四十年,第一是受益者,第二是参与者,第三是影响他人、影响政策的咨询者,第四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们首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像我这种生长在江苏农村的人,不可能考上大学,也不可能在日后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或是一些重大事务的咨询者、影响者。中国很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破坏,高考制度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们恰是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其次,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我1979年上大学,1983年毕业后到了煤炭工业部教育司。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年轻的学者要走向世界。所以我们煤炭工业部教育司高等教育处就负责煤炭系统的专业管理人员出国进修工作,作为一名年轻的政府官员见证着煤炭系统的优秀专业管理人员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煤炭工业的技术,管理和经验;同时也参与了教育部要求的煤炭系统大学专业设置的改革工作,由专业知识学习为主的小专业设置转向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学习结合模式改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88年到1998年,我参与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合作项目的立项、执行、管理和评估工作,有机会落实改革开放中“对外开放”的那部分工作。1979年邓小平会见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莫尔,之后中国政府决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把计算机技术引进中国。我有机会参加了海外华侨专业人才回国服务和联合国短期专家来华服务工作,从1995到1998年四年中,我负责高级专业人才的引进工作,印象中,一年之中,几乎每天都需要与国际专家打交道,平均每天接待一名外国专家,这批专家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也包括浦东开发建言献策,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平稳发展。

我的第三个角色是影响者。1998年到2017年,这十九年我在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下称民促会),参与了国际民间组织在中国项目管理和合作。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扶贫工作。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民促会发起扶贫计划,和全世界188个国际多双边机构和国外民间组织建立了项目交流和合作关系,引进了9.74亿的境外资金到中国内地来(截至2017年),在全国122个贫困县进行扶贫。

而2017年年底,我到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下称公益学院),又重新回到教育岗位,成为一名公益慈善教育工作者。

黄浩明参与编著的非营利组织系列丛书(部分,图片来自长青图书馆)

进入公益慈善行业的契机要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1994年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该大学的主要创建人就是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他是著名的钢铁大王,捐赠并建立了著名的卡内基学院(在1967年卡内基学院和梅隆学院合并成立了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匹兹堡学习期间,了解到他如何从一个钢铁大王成为了一名慈善领袖。艰苦的一年多的美国留学生活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遗忘了,但是唯一没有忘记的就是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尤其是卡内基先生的那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1998年民促会理事会要选聘一位秘书长,我算是误打误撞进入了公益慈善圈,当时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领导希望我来做民促会的法定代表人和秘书长,当时我对公益慈善还只有一个朦胧的认识,还是在美国读书时的一点点认知。但看到对外经济贸易部人事司的批文后,我深感责任重大。1999年5月份我去美国访问并回到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决定邀请卡内基梅隆大学一名有三十多年非营利组织经验的戴娜副教授到中国来,在承德闭门一个星期,认真学习什么叫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什么是非营利组织的愿景、使命、价值观;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我们与美国的教授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怎么筹资、管理项目,怎么跟捐赠人打交道。这一个星期,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讲,戴娜教授是我公益慈善事业的启蒙老师。

关于20年之前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特点,首先是法律不完善。政策不清楚,认知也模糊。当时大家对民间组织、基金会、社会组织的认知有差异性。我跟大学同学聚会,他们听说我在民促会工作,都觉得是跟法轮功有关系。由此可见,许多人对民间组织的认识是很模糊的、无知的。

其次,公益慈善法规政策缺失。那时没有这么多政策,没有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法等,法律环境比较缺失,很多东西没有法律依据。1999年我们做救灾工作,由于好多都政策不清楚,当时长江水灾,很多物资积压在长沙机场,就是因为公益捐赠的关税政策搞不清楚。

第三,当时从业人员大多是半路出家,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像我原来是学采矿工程的,后来去学英语,又去做联合国项目,后来在美国学习了公共管理,根本也不是公益慈善行业内的人。而且公益机构的退休同志比较多,从这个角度讲,这些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自愿的,退休了还想再做点事情,而且年轻人做公益的比较少。那个时候的运作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怎么做。

第四,认知的差异,加上法律的缺失、政策的不清楚、从业人员的模糊,导致过去公益慈善规模比较小,社会影响力也不大。但是,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老师跟我讲,公益行业最宝贵的是价值观。后来我也经常跟别人讲,做公益你别想挣钱,想挣钱你去做商业;你也别想当官,想当官你就去政府。从事公益事业,您拥有什么?我这二十多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答案其实比较简单:公益行业有的是自己独有的多元价值观。公益组织重视的是社会问题,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他主义精神,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还有互助精神,在自助、互助和他助的基础上,演变成了慈善博爱精神。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其本质就是利他精神、互助精神,博爱精神,而慈善行业的各种精神依然保留在我们的公益行业之中,激励我们的公益人青春永葆。

CFF:公益慈善事业给您留下哪些美好回忆?给您带来最大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否留下过遗憾?

黄浩明:美好的回忆有很多。

2007年我们在广西天等帮助山区老百姓解决饮水问题,这个项目历时两年,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我与当时的天等县委书记雷海良先生一起参加了通水仪式。看到山村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自来水,老百姓像过年一样开心,看着大家一起畅饮,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帮助老百姓有益事情。让他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打开水龙头,喝上干净饮用水,不像过去要走五、六里地去担水,这让我记忆犹新。

第二个是西藏手工艺开发项目。2005年,文化部在西藏拉萨举办的西北十二省少数民族地区手工艺开发项目的培训班上,我分享了西藏手工艺开发项目,这个项目是由芬兰政府和联合开发计划署资助,民促会来执行的。讲完这个案例后,参会的代表特别高兴,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去买这些产品。我联系西藏妇联,并把这些手工艺者请来,当时一天就卖了小一万块钱。这个项目很快得到了全国十几个省市做文创的专业人士的认可。项目的成果一方面能够帮助当地手工业者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能够传承优秀的西藏传统文化,彰显了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我深感公益慈善的力量。当然在我心中美好的回忆还有很多,这两件事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至于给我带来最大成就感的一件事,我认为是2016年中国承办 G20期间,当时我担任民促会的秘书长,民促会也是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下称中促会)的会员单位,在香港乐施会支持下,民促会与一批中国的环境保护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中联部和中促会代表中国成功的在青岛举办了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C20)会议,我是这次活动的推动者。大家知道现在讲双碳,但其实2016年我们就在研究双碳目标、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了。当时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给C20发去贺电,C20的成功召开,促进了中国民间组织与国际民间组织的密切合作,推动了中国民间社会走出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2011年10月,在“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绿色出行碳减排成果”新闻发布会上,黄浩明作为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绿色出行专项基金秘书长,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唐杰共同为深圳市绿色出行项目办公室揭牌(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遗憾也有很多。我们社会组织在做一些项目时,还是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例如项目合作和执行伙伴的选择和监管方面;在与国际民间组织开展合作项目的决策上,因我个人知识的局限性,也遇到很多挑战。当然很多遗憾已经成为后来不可多得的财富。我当了18年又7个月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益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给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同学讲课时经常强调,当一名合格的公益组织的法定代表人,需要有风险管控意识,时刻记住,作为公益慈善组织的法人,您的双脚,就相当于一只脚站在监狱门口,另一只脚站在法院门口。我希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朋友们,一定要时刻想着合规性、风险性,还要真正把项目用到受益人那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CFF:您参与主编了一系列介绍各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和管理实践的图书,例如《德国非营利组织》《日本非营利组织》。对比众多境外国家和地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您认为我国公益慈善行业过去40年的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在这期间,基金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黄浩明:主编这套书也是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我们编写了德国、英国、日本、美国、香港、台湾6本书。我们工作小组有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李勇副局长、廖鸿副局长,还有我,一共4个人。我们在编写书籍的过程中,确确实实看到了中国跟国际社会的差距,同时也看到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些成就。我认为过去中国的基金会、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公益慈善行业出现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1981年基金会才4家,到现在已经达到了8733家,基金会总数处于直线上升态势,这跟改革开放和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组织的就业规模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截至到2020年底,中国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口已经超过1061.9万;从2007年开始,社会组织年新增就业人口数已经占到整个国家新增就业人口总量比例不断上升,最高年份达到了的8.5%,14年平均占比已经超过了3.5%。再者,我们志愿者的力量也明显增长,根据中国慈善蓝皮书报告,截止到2019年底,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已经突破了900亿元人民币,达到了904亿元。

第二,公益慈善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扶贫济困,尤其是在精准扶贫方面,公益慈善组织尤为突出;我们刚才讲帮助贫困人口、残障人士、解决妇女问题、关注边缘化的群体比如艾滋病携带者等等,公益组织做了很多工作。公益慈善组织在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影响是全面的。

第三,公益慈善创造了社会价值。根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的最新研究表明, 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73%。而同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约637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86%,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66%。2020年社会组织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筹集了近400亿的资金,其中湖北慈善总会一家慈善组织就筹集了76亿元的资金和物资,其中资金62亿元,物资14亿元;2021年的河南水灾,截止到10月31日,河南慈善总会筹集了资金和物资超过了50亿元,上述案例充分彰显了公益慈善的社会价值。

第四,公益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环境保护为例,198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中国没有民间组织参加,只有环保总局的政府人员作为观察员去参加民间组织的活动。到了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中国民间组织去了86个代表,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约翰内斯堡治安不太好,当地政府组织了87个警察保护我们。2007年民促会发起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在能力建设、政策研究、国际交流和联合行动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从2007年巴厘岛谈判开始,到2015年的巴黎大会,再到2016年的马拉喀什联合国气候大会……截止2019年,中国民间气候变化网络组织了22家民间组织的104人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了8次边会和1场新闻发布会,5场双边(中日,中非,中欧)和三边(中非欧,中欧南美)NGO交流会,共同见证了气候变化谈判的起伏跌宕。

黄浩明编著的《社会组织走出去——国际化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图片来自长青图书馆)

最后,公益慈善组织有了规范化发展。众所周知,推动公益慈善行业标准化是贯彻落实《慈善法》与《标准化法》的重要举措和有效方式。近五年来,在中国慈善联合会等机构的推动下,《慈善组织档案管理规范》《慈善组织项目管理规范》《公益项目三A三力评估指南》《慈善社区创建评价方法》四项团体标准不断出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深圳慈善事业联合会在12月1日,一起率先推出公益慈善职业能力认证机制,开创公益慈善规范化发展的新时代。

CFF:我国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您认为这样的现象为我国公益慈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机遇?为了更好地释放和激发年轻基金会与年轻公益人的活力,需要采取哪些支持和保障措施? 您对年轻基金会与年轻公益人有哪些期待?

黄浩明:过去近10年,基金会发展非常快,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人背景基金会发展壮大。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分类标准,个人基金会是指由个人出资发起,并且参与治理的基金会。截止到2018年个人背景的基金会已经达到了2057家,占2018年全国基金会总数的29.27%。由个人发起和建立的基金会,包括科学家以及体育界、文化界人士。

第二,教育基金会异军突起。因为高等院校容易动员校友的力量。根据民政部网络显示,教育基金会已经达到了1273家,占全国基金会总数8862家(截至12月6日)的14.36%。影响了很多中产阶级的校友去捐赠。

第三,企业基金会迅速发展。动员了各方面力量,尤其是私营企业,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截止到2018年,企业基金会达到1249家,占2018年基金会总量的17.77%左右,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社区基金会发展缓慢。目前上海最多,已经达到了88家,深圳、南京、杭州、成都、北京和广州等城市也在相继发展,总共接近200家左右,占基金会总量的2.25%。

这四类基金会影响了企业家、中产阶级、普通老百姓、社区成员,高校知识分子等先富裕起来的一批公益慈善贤达,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促进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来做公益慈善。

那么机遇是什么?首先是人人公益,人人慈善,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次,互联网技术给人人公益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再者,我们整个社会的企业向善、科技向善、商业向善,成了大势所趋;最后,基金会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参与公益事业。

那么,要想释放和激发年轻基金会的活力和年轻公益人的活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这批人的福利待遇问题。做基金会是有尊严的、是值得被社会尊重的职业,要理直气壮地提高基金会员工的基本待遇。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帮助从业人员解决户口问题?这点深圳就做得特别好,不但解决户口,还解决人才住房,给他们住房补助、科研经费补贴,我觉得深圳是全国领先。除此以外,我们也要营造一个做基金会、做慈善光荣的文化氛围。社会不能打击做好事的人,哪怕以前是个犯过罪的犯人,现在被改造成为社会的新人,他们转变过来去做捐赠、做公益慈善,我们也要给予改正机会。对待捐赠人我们也应该更加宽容,河南水灾期间,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我,讲到鸿星尔克捐赠的事情,我就说希望大家要包容他们,包容这些捐赠者。

当然,我们还要鼓励青年人当志愿者,鼓励青年人走出国门,到世界、到联合国去当志愿者,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我还认为,公益慈善界要作为一个界别参加协商机制。我们现在很多人希望参与国家大事,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组织协商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社会协同机制的工作范围,明确协商机制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并能够落地和体现社会组织协商的效果和评估基础。

我对年轻基金会的期待,首先是需要加强党建工作;其次是要确保基金会合规治理;再者是组织要专业化、职业化,要有更多专职人员,现在基金会平均下来就4.65个专职人员,这是不可持续的,专业的事还是要由专业的人来做;最后,要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大格局,跟着国家大势走,中国有句话叫顺势而为。

对于年轻人,我的建议是四个“专”字。专心:公益需要有慈心,善举由心而来;专职:公益管理的职业化,势在必行,大势所趋;专业:公益的专业化,形成专业人才管理公益项目,减少风险,提升组织的公信力,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专家:公益管理人才结构,可谓一专多能,小组织为T型人才,中型组织为x型人才(跨界人才),大组织为专业引领人才。专心、专职、专业、专家,这就是我的期待的“四专人才”。

2021年11月,黄浩明出席首届“清华-敦和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论坛”(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CFF:您怎样评价我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近40年来慈善生态系统有何发展?您对我国的慈善生态系统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黄浩明: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过去关于基础设施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制定行业标准、进行行业倡导,以及培训人才、促进协同。但我认为现状有四个“缺”:缺乏活力,缺乏升级,缺乏资金,缺乏专业人员。

做行业工作的特点是有滞后效应,结果不是马上能够显现出来的。人才培养需要过程,不可能今天听一次课,明天就成为专家了;其次,行业支持性机构需有技术能力、数据库、专家库、项目库,有大数据支撑着。行业内目前有一种普遍的搭便车思想,而不具备敢于斗争的思想,我们的行业协会、公益基金会应该站出来起到支撑作用,这正是生态里需要的。

要想解决社会问题,我认为行业生态体系里一定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做未来的事,盖茨基金会投入疫苗研发,就是做了很多年还没结果的未来的事;第二件,做现在别人不愿做,不盈利的事情;第三件是做不同的、有意义的事情,像厕所革命,总书记讲过,比尔·盖茨也讲过,但现在投入的人很少,这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难点,阻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这些没有人做的,但又有意义的事,是行业未来要去思考的。

CFF:第三次分配普遍被认为以慈善事业为主。按照学者研究以及发达国家的参照标准,年度慈善捐赠占GDP比重稳定在1%以上(目前的现状是1‰),第三次分配对推动共同富裕的补充作用才算有实质性的体现。您如何理解“第三次分配”?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在这方面的价值和使命?基金会行业如何帮助做大中国公益慈善的蛋糕?

黄浩明:首先,关于中国真实的年度捐赠。2019年度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不足千分之一,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中国捐赠文化是以熟人社会、家族血缘为基础的。99公益日、月捐,首先找的是熟人,是同学、闺蜜、朋友。中国现在的GDP是100万亿,我估计中国民间捐赠差不多1.4万亿,是没有被统计进去的。我们所谓的捐赠一年2083亿,加上志愿价值904亿,差不多有三千亿。中国整个社会的捐赠额将接近1.7万亿人民币,占全国GDP的占比1.7%。而美国2020年的捐赠达到4714.4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2.2%。中美慈善的差距激发我们需要行动起来,不断改革,在变革中不断发展,以缩短中美方面的公益慈善的差距。

关于第三次分配,我认为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价值趋向,人们认同价值,愿意捐钱去解决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等;第二是道德趋向,凭良心做事,看到孩子吃不上饭、喝不到奶,人们想要去帮他们改善生活;第三是自愿趋向,第一次分配是按劳分配,讲效率原则,第二次分配是基于税收调节,讲公平原则,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基金会行业确实是第三次分配的主力军,基金会的使命与价值观和第三次分配的趋向是吻合的。

分好、做大蛋糕,有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行业认知的格局还不够大,还停留在一种小作坊的思想。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要解决未来的难题,解决别人不愿意做的难题;第二,整体能力不够,我们没有培养出足够多有公益心的社会工作者,教育供给严重滞后,社会领导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协调能力这些致命的能力都不足;第三是社会认知的障碍,现在社会普遍认为做公益等同于免费,当志愿者不能拿钱,甚至不能“吃饭”,更不能坐“汽车”。由此可见我们的传播能力也不足,讲的故事别人听不懂,也不听,无法破圈,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最近看了组数据,中国的慈善组织约1.1万多家,社会组织90万,慈善组织仅占不到1.22%。俄罗斯的慈善组织有2万多家,占俄罗斯社会组织6.3%,美国的比例更高,有10万个基金会,占到近10%。如果能把这认知不足、能力不够和格局限制等三大问题解决了,格局提高了,能力提升了,认知改变了,中国基金会行业、公益行业才会有健康和有序的发展。

CFF:基金会行业的历史和记忆需要记录和沉淀,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讨论和传承。您对基金会论坛和长青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何期待?

黄浩明:基金会论坛首先是要有引领的作用,引领文化很重要,从文化的视角激发人人向善、人人向公益,动员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参与公益;二是要研究前沿的发展问题,公益行业里现在用互联网技术筹资,项目管理应用区块链技术等等,都是在借助科技手段来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三是要推动社会信任,公益慈善的基础是信任,没有信任社会就无法进步。要寻找最佳的案例来影响社会、政策,加大对公益慈善的信任。

至于长青图书馆,我觉得需要建立一种国家记忆,而不是简单记录某一个人。要向社会展示、呈现、挖掘有公共价值的案例。例如社会上做了一辈子好事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故事就是国家记忆。这些千千万万没被注意到的人,恰好构成了中国慈善文化的基石。没有这样的格局是不行的,一个图书馆展示什么,呈现什么,挖掘什么,一定要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需要彰显社会公共价值,更为科学地激励人们向善,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画面。

2021年11月,黄浩明出席第九届中国慈展会,并担任“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国际合作”圆桌论坛主持嘉宾(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CFF: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主题为“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您期待中国基金会行业在未来五年实现怎样的突破?

黄浩明:基金会之所以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突破就在于基金会如何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基金会是中国慈善文化的精神家园。大家总是把基金会和钱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上要突破,基金会是我们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像社区基金会,如果只剩下资本的运作,那就没有意义了。

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基金会行业还要“走出去”。现在中国扶贫攻坚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在世界上,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任务还很艰难,所以中国的基金会要有国际担当。

人才也要大力培养。只有人才上去了,我们的一切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基金会也一定要下沉到社区,解决社区问题。如果都只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走向社区,走向农村,走到老百姓当中去。

最后,基金会行业要承担起公益文化倡导和传播的作用,这会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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