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会有血与火的惨剧发生，而明末的惨剧尤为多，甚至于一座小小的城池，竟被来回屠戮三回，掩埋在历史中的悲惨，至今仍让人不忍直视。
嘉定，隶属于如今的上海市，面积仅为四百多平方千米，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就是这么一座小城，在南京陷落后，便需直面满清的铁骑了。
1645五月，清军破南京，南明弘光帝南逃。至三十日，嘉定县令钱默出逃。面对残暴的清兵，大部分百姓选择躲避战火。但嘉定的传统乡绅士人们却决定留下来，为最后的民族大义一战。
这其中有为了明朝的存续而战的心思，更多的是因为“剃发令”。满清在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之后，开始对汉人实行高压统治。因此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汉族民众已经受其影响了几千年，如何肯实行剃发令！于是书生候峒曾、黄淳耀在嘉定聚集乡勇揭竿而起，喊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口号，反抗清朝的高压统治。
这两位血勇之士倒也有些兵法才学，一边用土石加固了城墙，一边四处请求增援。增援虽然来了些，但人数太少，装备又差，根本不是过来镇压反抗军的李成栋部的对手。
于是只能依靠聚拢的乡勇，希冀在城外以人数上的优势击溃李成栋的5000精兵。可是四乡乡勇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但处于无序无领导的状态，根本无法和正规清军作战。一交锋，清兵稍微一冲杀，乡勇们就不战自溃。甚至在后退、逃跑时，因混乱而互相踩踏，死伤极为惨重。
如果只是一战而溃败的话，那倒也未必会造成大屠杀的惨剧，毕竟李成栋也是汉人出身，多少还会念旧，比如最后时期他舍弃一切拼死护卫南明朝廷与清兵死战，就可看出一二来。
但坏就坏在乡勇们大规模作战不行，但仗着人数多，偷袭小股的清兵还是挺在行的。比如曾经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李成栋率小股兵力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
这几件事彻底惹恼了李成栋，遂激起他的疯狂报复。七月初五，李成栋佯装攻城，实际以地道埋设炸药，一举轰开城墙，嘉定城陷落。
坐镇城楼的侯峒曾感叹曰：“唯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遂自沉宣家池未死，被清兵捞起后杀害；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写下一首绝笔书，再自缢而亡。
两位主帅的决绝，让跟随者也血性起来，不愿苟且偷生，纷纷自杀而亡。只是苦了一城的百姓，在城门被破之后，意图出逃的众人被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李成栋在入城下令屠城，就连小街僻巷也不放过。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惊天动地。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
女子在这场灾难中尤其悲惨，样貌不堪者，先被杀死，而生的好看的，随即被众清兵当街侮辱，若遇反抗，便用铁钉把手掌钉在木板上，极为凄惨。
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约有三万多人被杀，《嘉定乙酉纪事》记载：“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李成栋才率军离开嘉定城。
但嘉定人的反抗还未结束，几天后，幸存的民众陆续返回城中，其中有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二千多民众，又一次占控制了嘉定，对那些投降的明人和留守的清兵进行围杀。此举又一次激怒了李成栋，连夜率部杀到嘉定，又大肆屠戮了一番。特别是对嘉定城郊部分的民众，杀得更加残暴，“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
本来起义反抗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完败了，百姓的苦难更是无可弥补的，几乎十不存一了。可反抗者依旧不罢休，同是降将的吴之藩又来造反，这让李成栋更是怒火中烧。平了叛乱的同时，又把怒火牵连到了嘉定城中剩余的百姓身上，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
这三次连续的屠戮，直接造成嘉定城近十万百姓的丧命，实在悲惨。
有时也会想，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为民族大义而决死抵抗固然是重要的，但每一个乱世中，命不如狗的众多百姓，实在是最悲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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