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银行事件引发的欧美银行业连锁反应，会带来下一个“雷曼时刻”吗？
本刊特约作者 王锐/文
美国硅谷银行（SIVB）的闪崩推倒了欧美银行业的多米诺骨牌，危机仍在持续发酵。
3月10日，成立40年、资产规模超2000亿美元、美国排名第16位的硅谷银行，在不到48小时之内轰然倒塌，成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倒闭的第一大银行，也是美国史上第二大倒闭银行。
此后，全美排名第29位、资产过千亿美元的签名银行（SBNY）接踵倒闭，成为美国史上第三大倒闭银行。加上此前自愿清盘的银门银行（SilverGate Bank），一周内美国3家银行接连倒闭，同时，排名全美第14位的第一共和银行（FRC）在联合救市后依然处境不佳，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将其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不仅如此，穆迪还将美国银行业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美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迅速恶化。
美国银行业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危机已逐步蔓延至欧洲，3月15日，瑞士第二大银行、拥有百年历史的瑞士信贷（Credit Suissie）股价出现断崖式下跌，3月19日，瑞银集团宣布以总对价为30亿瑞郎（约合32.5亿美元）全面收购瑞士信贷。
随后，德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因市场的担忧其在美国商业房地产的敞口和大量衍生品存在风险，导致其股价大幅下跌15%，创3年来最大盘中跌幅。
硅谷银行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会带来下一个“雷曼时刻”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硅谷银行的倒闭并非“黑天鹅”而是“灰犀牛”，是美联储史无前例量化宽松后激进加息的必然结果。就连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也承认，硅谷银行倒闭，其核心问题在于美联储持续上调利率，导致该银行所持债券等金融资产市价不断下跌，而非技术行业的问题。
硅谷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或可类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但两次危机有着本质不同，前者是商业银行，而后者是投资银行，影响面有根本不同。
事发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FED）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驾马车”联合紧急救市，提出不管投保与否，25万美元上下的存款全部兜底，目的就是防止发生挤兑，引发进一步的流动性危机，引爆美国银行业。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喊话，安抚民众，防止储户挤兑。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正出现明显且快速的扩张。3月8日-15日，美联储总资产增加2970亿美元，周度扩张速度仅次于2008年10月及2020年3月。
博时基金认为，暂时不用太过担忧当前银行业危机会进一步演变成系统性风险。一方面，美联储包括各国央行的应对还是比较及时；另一方面，目前金融机构监管更加成熟，当前也并未出现2008年那样过度杠杆的行为。在更严格的监管下，资本质量也比以前要更高，风险整体还是可控的。
危机始末
市场普遍将美联储加息视为硅谷银行倒闭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硅谷银行的危机是资产端激进配置积蓄风险，负债端存款流失所暴露出的问题。
资料显示，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是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的子公司，拥有27家办事处，3家国际分公司。截至2022年年末，总资产规模达2118亿美元，按照合并资产排名来看，为全美第16大银行。
相较于传统商业银行，专注于科技领域投资的硅谷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客户结构单一、客户存款金额巨大。前几年疫情“大放水”期间，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硅谷银行采取了激进的投资策略。到了2022年，美联储加息“收水”，其资产负债端的期限错配问题被放大。
具体来看，货币宽松期间，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截至2022年一季度，其吸收的存款规模一度增长221%，至1981亿美元，总资产也增长了210%，至2204亿美元。负债端，其66%的存款均为活期存款；而资产端，其新增的70%资产用于购买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AFS）和持有至到期的投资（HTM），仅24%用于发放贷款，这导致了期限错配问题。
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8次加息，累计加息450bp，10年美债利率截至2022年末高达3.88%，较2021年末上行了235bp。
激进加息之下，硅谷银行资产的久期被迫拉长，AFS、HTM的平均久期分别从2.4年、4.1年升至3.6年、6.2年，期限错配风险加剧。
加息带来无风险利率大幅抬升，也导致美债、抵押支持债券（MBS）价格快速下跌。由于美债、MBS分别占到硅谷银行AFS和HTM资产的62%和75%，其账面出现大量浮亏。截至2022年末，其AFS与HTM分别浮亏25亿和152亿美元，合计浮亏177亿美元，超过其163亿美元的所有者权益，风险迅速积累。
硅谷银行的储户多为科技型企业，2022年一季度以来，科技企业进入寒冬，其客户资金不断流出，总存款大幅减少250亿美元，现金资产在大幅减少102亿美元后仅剩138亿美元。客户存款快速流失，叠加流动性资产不足，硅谷银行被迫抛售美债，兑现浮亏；但对仍在账上的152亿美元HTM浮亏的担忧，引发了储户恐慌挤兑。
当地时间3月9日，硅谷银行发布声明，称已经出售了资产负债表中大量的“可交易”证券组合，以达到重新投资这些资金的目的。同时，还将向投资者发行12.5亿美元普通股以及5亿美元可转换优先股，此外，私募股权公司GeneralAtlantic同意购入5亿美元硅谷银行的普通股，计划融资总额达到22.5亿美元。
“可出售证券”主要指的是其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的总额210亿美元的固定收益产品。这些产品的久期在3.6年左右，收益率为1.79%，出售这些证券将使硅谷银行面临18亿美元的税后亏损。
硅谷银行称，上述融资行为是“战略性措施”，是为了重新调整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增强资产的敏感性，并锁定融资成本，从短期更高的利率水平中获益，同时更好地保护净利息收入和净息差并增强利润率。
消息传出后，引发投资者恐慌性抛售，硅谷银行股价暴跌。
3月10日，FDIC发布声明称，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当日宣布关闭硅谷银行，并任命FDIC为破产管理人。硅谷银行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格雷格·贝克尔在3月10日给员工的一段视频留言中承认：“难以置信的艰难48小时”导致硅谷银行倒闭。
3月17日，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发表声明称已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峰回路转的是，3月26日，FDIC发表声明称，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第一公民银行（First Citizens Banc Shares），正式接手硅谷银行所有存款与贷款。
资料显示，第一公民银行股份公司总资产管理规模约为1090亿美元，是美国排名前20的金融机构，旗下有包括第一公民银行（First Citizens Bank）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第一公民银行为美国资产管理规模第30大的商业银行。第一公民银行收购破产银行的经验丰富，自2009年以来，该行已经收购了20多家破产银行。
共性风险
硅谷银行挤兑引发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至其他中小银行，部分中小银行客户开始担心其储蓄安全性，提款需求大幅提升。
3月12日，继硅谷银行宣布关闭之后，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银行签名银行，也被美国监管机构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宣布关闭；同日，第一共和银行宣布暂停资金电汇业务并安抚储户及投资者，宣称目前可用流动性资金超700亿美元。
同时，硅谷银行发出公告后，其股票随即在二级市场遭到恐慌性抛售，3月9日当天股价大幅下挫60.4%，并带动美国中小银行股价集体大幅下挫。3月8日-3月17日，美国中小银行板块大幅收跌，其中，第一共和银行（-80.1%）、阿莱恩斯西部银行（-56.4%）等跌幅居前；大型银行股价亦受到波及，3月8日-3月17日，标普银行指数累计下跌22.4%，跑输标普500指数20.5pct，其中，美国银行（-15.7%）、富国银行（-15.1%）、花旗集团（-13.4%）等大型银行跌幅居前。与此同时，美国四大银行信用违约掉期（CDS）价格自3月8日以来快速上行，投资者开始对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做出定价。
光大证券认为，美国中小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相对严重，因投资端浮亏问题或持续承压。
得益于前期宽松的货币环境，疫后美国银行体系存款规模快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相对不足，银行业证券投资力度明显提升，其中中小银行配置力度相对更大，带动资产端久期持续拉长。而从负债端来看，美国中小银行负债端稳定性相对缺乏，特别对于部分高度依赖对公存款、存款集中度相对更高的银行而言，存款面临大规模流失的风险。伴随着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美国银行体系存款持续流失，若中小银行为应对储户提款需求而选择变卖资产，或对自身损益、资本带来显著冲击。
从资产端来看，疫情期间美国银行业证券投资高增，中小行配置力度相对更大。疫情期间，美联储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得益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银行体系存款规模快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相对不足，银行业证券投资力度明显提升，其中中小银行配置力度相对更大。2020-2021年，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CAGR达12.9%，大行、中小行（FED口径）资产增速分别为12.5%、14.5%。其中，中小行证券投资增速约26.5%，高于同期大行22.7%的水平。2020-2022年硅谷银行证券投资CAGR为61.5%、签字银行为41.8%，远高于行业15.4%的平均水平。
资产端长久期资产占比明显提升，部分中小银行5年期以上证券资产占比较大。FDIC数据显示，2020-2021年间，银行业3年期以上贷款、证券投资合计占总资产的比重自35.5%升至39.4%，其中5Y以上占比自28.4%升至31.5%，长久期资产占比明显提升。分银行类型看，部分中小银行5Y以上证券投资占比普遍高于大行，资产端久期更长。
从负债端来看，对于部分高度依赖对公存款、存款集中度相对更高的银行而言，存款面临大规模流失的风险。除硅谷银行以外，存款端高度依赖法人主体的银行还包括第一共和银行（占比63%）、阿莱恩斯西部银行（占比63%），以及近期宣布关闭的签字银行（占比达94%）等。结合FDIC披露数据看，这些银行受保护的存款占比亦相对较低，硅谷银行（97.3%）、签字银行（93.8%）、第一共和银行（80.2%）保外存款占比均超80%。伴随着联储激进加息，美国银行业存款持续流失，对于上述负债端缺乏稳定性的银行而言，存款规模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从行业资金面看，中小行流行性有收紧，但系统性流动性风险迹象尚未出现。2022年二季度以来，市场隔夜融资成交量持续攀升，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10日拆解规模均值自2022年6月末的9640亿美元升至目前1.25万亿美元，银行间流动性确有收紧压力。
光大证券表示，2022年以来，伴随着美联储激进加息，市场利率持续上行，美国银行业AFS、HTM资产所积累的未实现损失已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Ack）修正案，对于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而言，AFS未实现损益已经反映在当期的资本充足率当中；而对于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而言，AFS未实现损益则无需计入监管资本。故对于中小银行而言，为应对流动性风险而采取的变卖资产的行为，一方面会对当期利润造成冲击，同时也将对资本形成较大侵蚀。
赵伟也表示，2022年3月以来，随着MBS久期拉长与无风险利率抬升，美国银行业未实现损益的资产规模也在明显增加，资产端浮亏问题普遍存在，中小银行已成市场担忧重点。
截至2022年末，美国银行业AFS、HTM分别有2795亿美元、3409亿美元未实现损失。其中，中小型银行的资产错配问题更为严重。2020年至今，美国小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排名25名开外）持有的美债和MBS规模增长了44%。
负债端问题虽不普遍，但结构上，部分中小银行存款流失较多，需要特别关注风险爆发地的区域性银行的挤兑风险。总量上，存款流失主要发生在大型商业银行，但其现金及超额准备较充裕，风险有限。而美国中小银行方面，罗素3000指数成分股包括的236家银行中，已有25家中小型银行存款同比下滑超10%，4家超20%。存款下滑一旦失速，较低的现金及准备金，或使这类银行被迫出售资产兑现浮亏。3月13日发生暴跌熔断的3家美国中小型银行，与硅谷银行最大的共性在于客源均集中于旧金山湾区，且企业存款占比不低。
美国监管部门将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倒闭定性为系统性风险。刘英认为，美国多家银行倒闭恐怕不是经营不善风控不足所能完全解释的，而是3年来美国政策失误、监管失控、经济失速造成的后果。
一是经济失速。美国经济增速极不稳定，失速态势逐渐显现。从2020年的下滑3.5%，到低基数带来2021年增长5.9%，再到2022年增长2.1%，2023年预计增长1%左右。美国近年来经济失速叠加激进加息，令房地产价格下跌、房地产贷款价值锐减。
硅谷银行倒闭既非科技公司个案影响，也非个别银行经营不善所致。如果说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破产倒闭均涉及科技公司的话，那么来自加州的第一共和银行则有1600多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从数据分析来看，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所在的地区在2008年前后的住房价格远高于美国总体价格。在上年末，这些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账面价值就已经缩水193亿美元，第一共和银行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
二是美联储激进的货币政策从资产端到负债端挤压银行。美联储一年内加息450个基点，从零利率直接提到4.5%至4.75%区间，速度之快史上罕见。这是商业银行无法及时应对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硅谷银行还是第一共和银行都曾是美国银行业的“优等生”，硅谷银行更是连续5次登上美国最佳银行榜单，它们尚且没能在利率风险预备上做到及时跟进，那事实上恐怕有更多中小银行无法做好准备。
3年前，美联储为了救市实施零利率加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零成本的存款充斥银行业和房地产业，而由于经济形势恶化，这些激增的存款银行又很难贷出去，上年美国科技公司估值中位数下降56%，自然驱动银行将其中大部分用于长期投资，由此很难苛责银行期限错配。
硅谷银行将资金投向了安全性较高的美债和MBS，意外遭遇利率持续飙升，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资产端缩水，而负债端存款速度下降取款速度飙升，引发银行流动性不足，这种状况持续，美国房地产泡沫、科技泡沫破裂及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三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失职。拜登政府声称硅谷银行倒闭是上届政府的事，尽管有两党互斥和两届政府推责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确放松了对资产在2500亿美元以下银行的金融监管，这也使得除十几家头部银行以外的5000多家中小银行都被放松了监管。
前面美联储天量“放水”，流动性自然充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推升房地产市场价格，后面美联储又连续加息，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大开大合的调控，必然使中小银行无所适从。潮水退去，裸泳者恐怕大有人在。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2004年至2006年两年时间内美联储加息400个基点，最终引爆了次贷危机。
华西证券也认为，宏观层面上，美联储加息过快，监管存在缺陷都是导致本轮欧美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份至今加息9次，最新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已升至4.75%-5.00%。利率上行从两方面对银行造成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利率上升导致美债价格下降，配置大量美债资产银行遭受较严重账面损失；另一方面，利率上升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受资金趋于紧张影响，企业存款规模下降。短时间内美国货币政策的急剧宽松和紧缩导致金融环境两级反转，美国银行业的流动性普遍承压。
美国金融监管也存在缺陷。其一，美国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放松，资产低于2500亿美元门槛的“中小”银行免于定期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和维持一定的流动性覆盖率。其二，过度金融化和混业经营不利于金融稳定，混业经营加剧了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集中，混业金融机构的尾部贝塔值较高，产生了更高的系统性风险。
系统危机？
美国银行业的危机蔓延至欧洲，3月14日，瑞士信贷发布2022年年度报告，并承认2022年和2021年财报程序存在“重大缺陷”，主要与风险评估流程等内部控制等的缺陷有关，其年报审计机构普华永道对其内控的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此前于3月8日，瑞士信贷便因其对2020年和2019年现金流量表的修订受到美国证监会的质疑，并决定推迟发布2022年年报。3月15日，瑞士信贷最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持股9.9%）公开声明受监管限制，不会对瑞士信贷提供更多帮助，当日瑞士信贷欧股股价收跌24.24%，美股股价也直线下滑，当日收跌13.94%。
3月19日，瑞银以每股0.76瑞郎、总价30亿瑞郎（约合32.5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瑞士信贷，收购价格较最新股价及市值明显折价，原有股东将遭受损失。同时，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瑞士信贷面值约合173亿美元的AT1债券将被完全减记为0，以增加该行的核心资本，成为欧洲AT1市场发生的最大一次债券减记事件。
华西证券表示，与硅谷银行这类美国中小行业银行不同，瑞士信贷是大型投行，主要为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以及投行服务，两者存在较大差异。瑞信事件与硅谷银行破产本质上都是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后金融风险暴露的结果，但二者的风险来源并不相同。
从宏观层面来看，瑞信资产规模远超硅谷银行，属于层级一（Tier1）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所受金融监管的严格程度也非硅谷银行可比。瑞信一级普通股资本充足率（CET1）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1%和20.0%，高于各国监管的最低要求，在同行中也属于较高水平。
从微观层面来看，瑞信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也并不严重。硅谷银行购买的金融证券都被其记录在“证券投资”科目下，其所受亏损不计入当期利润，由此埋下了暴雷的风险。而瑞信的“证券投资”规模仅有17.2亿瑞郎，其中HTM和AFS资产的未实现损失分别为4000万和1.56亿瑞郎。这意味着，瑞信在债券的投资损失大部分已经反映在当期利润中，并不存在因此暴雷的风险。
导致瑞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硅谷银行破产打击市场信心与最大股东拒绝援助，根本原因是其内控缺陷带来的资产的大规模亏损及资金外流。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瑞信丑闻自2012年开始就已为市场所知。2021年后，瑞信亏损额度连年加大，包括投行、资管、财富管理在内的各业务版本也基本呈下行趋势，尤其是2022年投行同比降幅58%。
截至2022年四季度，瑞信总资产规模环比萎缩24.1%至5317亿瑞士法郎。2023年之后瑞信亏损不减反增。2月，瑞信公告宣布客户在2022年四季度撤回了1100亿瑞士法郎（约合1190亿美元）的资金，并披露瑞信年度亏损72.9亿瑞士法郎（约80亿美元），为2008年以来最大金额亏损。欧洲央行紧随美联储加息脚步进入加息周期放大了市场对瑞信经营不善的反应，最终令其无力回天。
那么，硅谷银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带来下一个“雷曼时刻”吗？
赵伟认为，硅谷银行溢出效应有限、流动性环境未明显收紧，美国银行业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
首先，硅谷银行体量远小于雷曼兄弟，其当下1955亿美元的总负债规模远小于雷曼兄弟2008年一季度的7612亿美元。
其次，硅谷银行负债端以存款为主，同业债务规模仅193亿美元，远低于雷曼兄弟的1296亿美元。同时，硅谷银行底层资产——美债、MBS相对健康，无底层资产抛售恐慌下的风险蔓延之虞。并且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使得当下金融市场金融环境的相对稳定，加之美联储更为丰富的应对工具。因此出现系统性风险概率不大。
整体看，美国银行业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考虑到FDIC的及时介入已隔离部分风险，大型商业银行相对稳定，硅谷银行事件溢出效应有限，银行体系的风险暴露或更多存在于小银行中。而小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比仅14.2%，其较高的存款保险覆盖率，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风险传染。并且，美联储应对工具箱充足。结合上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期间美联储大幅加息的经验看，硅谷银行破产风波倒逼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不高。
但赵伟同时提醒，硅谷银行并非特例，在美联储快速加息的背景下，需防范美国MBS市场的重估风险。
MBS市场价值，一方面受底层房屋资产的价格影响；另一方面受利率上行的冲击。本轮周期里，虽然居民部门信用状况较好，底层资产质量好于金融危机期间，但面临的加息冲击更大。以硅谷银行的资产为例，美联储每加息25bp，其净利息收入会下降1500万美元。美国MBS的规模和流动性仅次于国债，2021年MBS资产存量占美国固收市场的23%、日均成交量占29.2%；同时，MBS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国债收益率直接挂钩，金融属性更强。
此外，不应忽视非银金融机构可能存在的久期错配风险。久期错配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银行类机构中，养老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的问题同样显著。大部分DB型（福利确定型计划，Defined-BenefitPlan）养老基金采用负债驱动投资（LDI）策略，资产配置结构上以债券为主，尤其长久期资产对利率极为敏感，往往会配置利率互换工具IRS进行利率风险对冲，当利率大幅上涨，便可能触发补充保证金要求。2022年美国国债利率上涨就曾引发英国养老金危机，造成英国养老金的大规模流动性挤兑，美国是养老金大国，DB型基金占比达30%以上，美版养老金危机不容轻视。
硅谷银行事件中暴露的中小企业经营风险，也值得关注。事件爆发后，高收益债信用利差快速走高，违约潮或已暗流涌动。近年，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上升、股权融资大幅萎缩，经营性现金流面临枯竭，部分企业只能不断消耗银行存款维持日常运营，才导致了硅谷银行客户存款的持续流失。
疫情期间，资金成本持续下行鼓励低效率部门加杠杆行为，大量“僵尸”企业大举发债；而当下，流动性紧缩使这类企业债务滚续成忧。而二级市场共同基金的抛售、美债流动性恶化的溢出，或进一步推高企业发债成本，成为压垮美国高收益债的“最后一根稻草”。
化解路径
硅谷银行挤兑事件发生后，美国监管当局给出三种化险路径：
一是FDIC接管。3月10日，FDIC受DFPI委托接管，成立DINB后将保内储户存款全额转移保护。3月12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FDIC发布联合声明表示SIVB、SBNY全部储户均可自由支取资金，保外存款亦可全额受偿。近期，为推动出险机构市场化处置进程，FDIC表态考虑持有相关亏损资产推动问题机构拍卖顺利完成。
二是美联储新设流动性支持工具。3月12日，美联储宣布出台紧急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可向银行、储蓄协会等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1年期抵押贷款，并表示将放宽贴现窗口条件，以证券票面价值全额借款。同时，3月20日，美联储等六大央行联合宣布协调行动，常设美元流动性互换额度，7日期操作频次自周频提至日频，增加海外流动性供应。
三是同业援助，硅谷银行等中小银行出险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FDIC等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大行提供流动性支持，随后JP摩根、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大行均发表声明向第一共和银行注入无保险存款，纾解其流动性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危机处置中，FDIC联合美国财政部、FED申请启动SRE（Systemic Risk Exception）偿付包括保外部分的所有储户存款。光大证券认为，这一做法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出险对科创和风投领域外溢影响较大。硅谷银行、签名银行都是深耕科技领域的头部机构，与加密资产、PE/VC机构联系紧密。其中，前者为全美50%风投领域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与业务服务，后者是美国首家FDIC担保开展区块链数字支付业务银行，已对接104家交易所，旗下加密支付结算网络用户覆盖多数加密币发行商。因此，上述机构风险若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将会波及数字资产发行商、交易平台、风投机构等多方运营，对科技产业和风投领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二是出险机构资产质量优异，破产处置成本或较低，预计可实现对储户的全额偿付，风险处置损失不会转由纳税人承担。在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存量证券投资当中，国债、政府支持机构证券占比均超八成。信贷类资产方面，截至2022年末两者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18%、0.25%，较2021年分别变动4bp、-8bp；2021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14%、0.33%，远低于美国银行业1.26%的平均水平。同时，2022年末，存款保险基金（DIF）资产为1289亿美元，同时有序清算机制下FDIC亦可向财政部申请发债筹资，待完成风险处置后由承保机构共同分担，不会对纳税人利益造成损害。
光大证券表示，本轮美国中小银行风险事件同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储贷危机有一定相似之处。上轮加息周期内金融机构集中风险暴露发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储贷危机期间，出险主线逻辑亦为利率风险向流动性风险演化。利率上行导致存款流失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机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为问题根源。期间美联储阶段性降息配合FDIC引导机构有序破产为风险化解的主要路径。
储贷危机期间，美联储在加息周期降息3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80年代后期，联储为防范输入型通胀风险开启加息周期。1987年9月联邦储贷公司宣告破产，风险逐步传导扩散，联储于1987年11月-1988年2月先后降息三次防范系统性风险。后伴随系统性风险逐步化解，加息周期再度开启，并于1989年中结束。
储贷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出险机构处置框架形成：1989年颁布《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案》（FIRREA），着眼于重构储蓄业监管框架；1991年颁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案》（FDICIA）。
光大证券认为，基于当前流动性支持工具+FDIC接管+同业援助的风险化解思路，参考储贷危机期间问题机构处置模式，本轮出险银行大概率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申请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或被同业援助完成流动性注入；二是进入有序清算机制参与市场化收并购。
本轮化险思路由储户赔付、流动性注入与出险机构处置三部分组成。一方面，美联储新设流动性支持工具，大行援助同业存款，缓释部分中小机构流动性压力，同时避免国债、机构债券等优质资产被大量抛售。另一方面，FDIC迅速接管出险机构，转移保内存款同时启动SRE条款稳定储户挤提情绪，防止恐慌蔓延。救助无果后，FDIC将在有序清算机制下完成对出险机构的市场化处置。
危机启示
当前欧美银行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扩大的可能性较低，原因在于：一是当前陷入危机的是以硅谷银行为首的美国区域性中小银行，其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影响幅度有限；二是危机主要来自短期流动性压力导致的资产抛售以及伴随恐慌情绪产生的一定挤兑，属于流动性风险，而非2008年的信用风险爆发；三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应对较为及时，有效地保证了储户利益，降低了挤兑风险的升级和扩散。
赵伟表示，本轮美国中小银行的破产风波也警示中国中小型金融机构亟须加强防范风险。
首先，要提升风险辨识能力，这方面可以借力金融科技。如网商银行已建立起获客、产品、风控及运营的全流程链条，提高服务小微及民企客户的收益风险比。
其次，要保证资产规模及质量，就应当差异化定位。与大中型银行相比，区域性银行为地方客户提供的价值主要是差异化价值，将自身经营优势与地方特色结合起来，能够塑造业务壁垒。
最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以常熟农商行为例，其引入交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交行通过派驻高管，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带动常熟农商行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小微业务体系，营收和利润稳健增长。
利率方面，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刚性兑付。当前，国内储贷潜在风险与美国市场有几点相似之处。首先，存款利率受到限制，资本通过其他渠道寻求市场化利率，如信托产品；其次，互联网金融吸收了大量银行存款，与美国货币基金及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市场相似；第三，当前讨论的地方政府能否直接举债，与美国讨论储蓄与贷款机构（S&L)能否扩大贷款权限存在相似之处。
中国可以从美国市场寻求不少可借鉴的经验。参考上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当时，联邦储贷保险公司破产，刚兑被打破，经营管理能力较差的中小金融机构出清，在大型银行主导的兼并浪潮下，美国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运行效率有很大提升。这会带来几方面的改观，一是金融机构集中程度提高；二是银行业务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盈利能力提高；三是利好实体经济，提高资金利用率。
打破刚兑后，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必然伴随着传统存贷业务竞争加剧以及银行投资限制的放开。银行不像以前那样，依靠单纯存贷业务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业务重心会逐渐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中间业务。数据显示，1980年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仅8%左右，之后逐渐上升，截至2019年基本稳定在30%以上。
同时，需要构建服务于房地产市场长效发展的金融稳定机制。
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几乎都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联，2008年次贷危机和上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都是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的房地产与金融风险间的传导机制存在差异，过度的间接债务融资是中国房地产金融链条中最大的风险点，中国地产金融化问题主要体现为部分房企的高杠杆率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三条红线”出台后，过去房企“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终结，一些地产企业深陷债务危机，困局亟待妥善解决。房地产市场涉及大型银行和保险机构，也与地方财政联系紧密。因此，在压降地产企业杠杆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摸底地方财政，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与产品运营情况进行穿透监管，同时为政策工具的创新提供思路。